已往十多年，恐怕每一位能写作的中国人都用过“与时俱进”这个成语。有人说这是江总书记的“十大创新用语”，有人说李大钊在1917年10月10日发表的一篇文章“一字不差”地使用了“与时俱进”（http://www.douban.com/note/47622670/），有的说词汇的创造者是北京四中的一位老师（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read.asp?BlogID=38518&PostID=4805067）.......。

每个说法或许都能成立，因为人们构词的时候，未必知道语词已经存在。例如：与李大钊同时代的德龄公主，在她的《清宫禁二年》一书里，也同样“一字不差”地使用了“与时俱进”（“太后仁爱之心，犹如慈母，使我爱之之心，与时俱进，而不自觉矣。”）。李大钊未必读过德龄的回忆录，德龄也未必读过李大钊的文章。

每个说法或许都不能成立，因为后人未必能找到最先创造和使用成语的人——从流传至今的文本里搜索出记载某一成语的最早文本，犹如穿梭在文献的迷宫，找到“最早”文本之前，大多数人都会迷失方向。

但是，如果“与时俱进”或者类似的表达在古籍里已经常见，今人谁先使用“与时俱进”也许就没那么重要了。例如，在司马光的《资治通鉴》里，就有“与时变化，圣人之道”（卷六），“与时迁移，应物变化”（卷十），“与时消息 （消，衰减也；息，生长也）” “与时进退，万全之策”、“与时俯仰”（卷一四二），等等。同一时代的欧阳修也有“文章与时高下，然其变态百出，不可穷极……”再往后回望，《周易》“乾卦”就有“终日乾乾，与时偕行。”在这里，“与时偕行”的意思是因应时势，通达时务。此后的“与时XX”，其构词法都是“与时”+“（双音节）动词”或者“与时”+“副词和单音节动词”。

在林培瑞（Perry Link）的《北京夜话》（Evening Chat In Beijing）一书，作者注意到中国知识分子对“提法”相当敏感，这最初令他不解，尔后他领悟到人们希望从“提法”里找到变革的信息（pp.9-10）。在一个习惯于追捧和呼应“提法”的国家，一个中文词汇成为风靡一时的“大词”，往往在它有幸成为“提法”之后。

“与时俱进”曾是古代常用语，在成为当代“提法”之前曾受冷落；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该词成为“提法”，立刻飙升为当代中国最流行的词汇之一。亿万人唱和尽管不能增加知识，但确实能把音量扩张到极致。问题是，知识份子习惯于按照“提法”调整自己的表达之后，他们构造新词、摈弃流行词和坚守独特文风的自信明显不足，渐渐地，也就失去了影响语言的能力。“提法”主导的语言可以风靡一时，但缺乏可持续性，因此，语言终究会因为“提法”的扩张而贫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