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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还是中文?李光耀纠结一生的难题

读“李光耀回忆录:我一生的挑战,新加坡双语之路”(译林出版社,2013),感到作者一生都在努力思考语言、政治和身份意识的相互关系,探索适合新加坡当下情况的答案,不断地调整答案,并保持答案的开放性。

 
英语是李光耀的母语,他是莱佛士优等毕业生、剑桥大学法学院特优毕业生 ,英语能力和英文教育背景把他带进了英属殖民地的上层社会。回到新加坡之后,李光耀发现新加坡英文学校和中文学校的华人学生有着完全不同的精神面貌:中文学校的学生总是站在反抗殖民统治的前沿,一次又一次发动学潮,并且在学潮中展现出卓越的组织性、自主意识,李光耀从内心尊重这些日后可能与他作对的中文学校学生;相反,英文学校的学生安于现状,满足于转型成为远离华人社会的“伪西方人”,李光耀从他们身上看到了早先的自我——"Harry Lee"。而李光耀总是想告别“Harry Lee”, 找回自己的文化身份,一个“再生的华人”(born again Chinese)。
 
李光耀微妙地区分了文明和文化:文明是普适的,文化是本地的、族群的,而政治需要在两者之间寻求某种折中。在语言政策上,李光耀的政治选择与他的文化寻根并不一致。现实考量(有时是冷冰冰的机会主义的考量)一次次压倒了带有浪漫色彩的“找回华人身份”的文化向往。新加坡独立之后,李光耀把英语—前殖民地宗主国的语言——作为行政语言,把马来语作为国语,把中文(华语)作为华裔新加坡人的母语。李光耀对此如何解释呢?他认为,在西方制度占绝对优势的国际社会,英语能给新加坡人带来机遇是其他语言不可比拟的,而中文为主的教育并不能给新加坡人带来上升空间,因此,(在他看来)新加坡不应当有中文为主的大学。
 
李光耀的“双语教学”,就是在原先以中文为单一语言的大学强制推行用英文、中文双语,而英文大学则不存在相应的改变;英文是高等教育必选项,而中文教学则是可选项。“双语教学”巩固和加强了英文在新加坡政务、商务、学术领域的地位,而中文在这些领域的影响力则日渐式微。但是,普通话随着“双语教育”得到推广,方言族群分割的华人社会因而萌发出共同的身份意识,这又是新加坡的一大改观。
 
奥威尔对英语的评估与李光耀完全不同。奥威尔是一位悲观主义者,他认为:试图挽回英语的颓势只是一种复古主义的伤感,奥威尔没有想到,大英帝国殖民统治的终结伴随着全球性的英语普及。李光耀终生没有走出与语言捆绑在一起的身份困惑,但他的实用主义的政治实践近乎完美地在新加坡平衡了中文和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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