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昌平区在西汉为上谷郡军都县。关于军都县建置的起始，一说为汉武帝元封元年（前140年），[1]一说为汉高祖初年（前206年），[2]两者相去六十六年。地方志称：汉高祖设军都县，唯一的依据是《史记/绛侯周勃世家》里的一段文字。汉高祖初定天下，分封异姓诸王，卢绾为燕王，经略昌平。高祖十一年（前196年），“燕王卢绾反，勃以相国代樊哙将，击下蓟，得绾大将抵、丞相偃﹑守陉、太尉弱﹑御史大夫施，屠浑都。”[3]周勃奉命征讨卢绾，攻陷“浑都”并屠城，一直把卢绾驱赶到长城以外；卢绾走投无路，投降匈奴，尔后又引领匈奴袭扰包括军都在内的上谷郡东部地区。周勃屠“浑都”，是最早有文字记载的、与昌平有关的历史事件；在古汉语，“军”和“浑”读音相同，“浑都”就是“军都”为不争之事实。然而，对这一段与昌平建置起始有关的记载，却有着完全不同的理解，有学者认为：上述引文不应当断句为“……御史大夫施，屠浑都……”，而应当连读为“御史大夫施屠浑都”，即：“御史大夫”姓“施屠”，名“浑都”。[4]《昌平外志》一书的作者麻兆庆更进一步主张：周勃为人“木强敦厚”，断然不会有屠城暴行。[5]

《史记/绛侯周勃世家》那一段文字的标点分歧，在古籍整理方面，只是对于现有文本的文义解释，而其定论却影响到历史地理学方面一个重要的史实性推论——军都县建置究竟始于何时。反复阅读前引文献，本文作者以为“屠浑都”之说更令人信服：首先，前引文“……击下蓟，得绾大将抵……，屠浑都”，构成了一个连贯关系的复句，“击”、“得”、“屠”三个动词分别表达三个连续的动作——攻击、俘获和屠戮。其次，“浑都”为匈奴名，史书记载的类似的匈奴名有“浑都海”、“浑都帖木儿”，而姓“施屠”而名“浑都”者却是绝无仅有，而匈奴习俗为“有名不讳，而无姓字”，[6]因此，姓“施屠”而名“浑都”之说实不可信。再次，即使燕王卢绾早有反意而与匈奴暗中往来，任命一位匈奴充当“御史大夫”也太露骨，与他含蓄不露，隐忍韬晦的一贯表现有所不符。

清道光年间，昌平州人王萱龄撰“军都考”，称：“军都”乃“薰鬻”两字之音转，“浑”、“薰”、“军”三字之古音相同，“鬻”与“都”两字之古音亦同，故“军都”实为“薰鬻”；“薰鬻本居于此州，即徙域，而军都之名不去也。”[7]王萱龄说得再明白不过：“军都”即“薰鬻”，昌平曾为“薰鬻”故地，地名来自汉族对原住民的称谓，音读变异，“薰鬻”、“军都”、“浑都”成为交替互用的同义、同音词。王萱龄专攻古人名字训诂，传世之作有《周秦名字解故》，“军都”、“浑都”和“薰鬻”的名称辨析充分显示了他厚积薄发的学术功力。可以给王萱龄上述观点再增加一点分量的事实，就是昌平“黄土山”的来历：1409年，明成祖择地造陵，“得吉于昌平县东黄土山，车驾临视，遂封其为天寿山”；[8]在此之前，昌平城（今昌平旧县村所在地）北面的群山统称为“黄土山”。麻兆庆认为，“黄土”疑为“浑都”之转音。[9]

“薰鬻”乃汉人对于匈奴的蔑称，史籍亦称“荤粥”、“熏粥”，皆同一外来名词的不同音译而已。“匈奴地南接燕赵……夏曰薰鬻，殷曰鬼方，周曰猃狁，汉曰匈奴。”[10]汉朝皇帝一方面北迁匈奴，另一方面，又把“归顺”天朝的异族、罪人和奴隶迁徙或就地安置到长城内外，由他们充当第一道血肉长城，抵挡匈奴的入侵，名曰“实边”。[11]在汉代，昌平及其所属的上谷郡就是这样一块“实边”之地：汉武帝子燕王刘旦徙匈奴于“北州”，军都（薰鬻、浑都）之名或由此而来。[12]县名、地名与移民“实边”和“怀柔远夷”的国策相关，历代不乏佐证，与军都城相邻的“怀柔”、 “顺义”，其名称由来也是依循同一路径。“怀柔之名，见于始者，……突地稽率八部胜兵数千人，自扶余城西北举落内附，置顺州以处之，统一县，曰怀柔。”[13]顺义在汉代为“狐奴县”（亦称“胡奴”），在隋属“怀柔”县，在唐开元、天宝年间，先后为“归化郡”、“归顺州”，附唐的契丹部落多安置此地。[14]可见，在长城内外移民“实边”和安置归化的北方诸族，同化异族和“以夷制夷”同举并重，这是汉、唐两代相沿不变的国策；州、县命名蕴涵反映国策的意义，也是再自然不过的，因为，命名者就是国策的制定者。

如今，昌平至少有三处遗址被视为汉代军都古城：一为马池口镇土城村，[15]一为兴寿镇的东新城村、西新城村，[16]一为沙河镇之上东郭、下东郭村。[17]然而，究竟是军都县以山为名，还是军都山以县为名？亦是见仁见智。《西关志》称：“（居庸）关东南二十里有高山。汉于山下设军都县以屯兵，即今昌平旧城。因以军都名山，亦以名关。”[18]从前后文看，似乎是说，先有军都县之名，后有军都山之名。《西关志》成书的时间是明嘉靖戊申年（公元1608年），当时所称“今昌平旧城”乃“白浮图城”（即：今旧县村）；元初设昌平县治于白浮图城，明景泰元年（1450年）昌平县治从白浮图城迁移到永安城（即：今昌平卫星城），因此，把白浮图城说成汉军都故城，实属信口开河。《西关志》的作者王士翘官至“巡安直隶检察御史”，官场中人，没有时间考据，却又要著书立说以扬名，错谬常常在所难免。从明《永乐大典》抄录成书的《光绪顺天府志》称：“县名军都，取山名也”，似乎是说，先有军都山，后有军都县。[19]其实，究竟是以山名县，还是以县名山，任何一种推论都无从证明，如果就事论事，恐怕永远也不会有可信的答案。但是，如果“军都”就是“薰鬻”，那么，山名或县名就是一脉同宗，两者孰先孰后，山以县名或县以山名也就都变得无关紧要了。

从传说中的黄帝时代开始，昌平一带就是汉与匈奴之间不断爆发征战的边疆地区。“黄帝……北逐荤粥”；[20]“昌平为古上谷地，……黄帝逐薰鬻北遁，始入中国之幅员”。[21]有汉一代，汉与匈奴在上谷连年激战，汉武帝的大将军卫青曾经兵发上谷，西进北上；匈奴骑兵也曾经大举南下，横扫中原。在汉朝最强盛的时候，匈奴的攻势一度受到遏制，即便如此，汉也放弃了上谷的部分地区（斗辟县以北地区），并且屡次借助“和亲”而求得短暂的太平。后元二年（前162年），汉文帝曾遣使告匈奴：“长城以北引弓之国，受命单于；长城以内冠带之室，朕亦制之。”[22]当时，以长城为界，“匈奴无入塞，汉无出塞”，就是和平共处的理想境界了，而军都县正是位于长城以南的边陲重镇，无数次地见证了实现和平共处的艰难历程。如果我们聚焦汉族与其他民族在中国北方数千年此消彼长的历史，超越古籍的文义解释，“军都”之名的来历也就清晰地呈现在我们的视野之内了。

[1]“武帝元封元年，置居庸、昌平、军都三县。”见：（明）刘效祖，《四镇三关志》（《四库禁毁书丛刊》第10册，重印万历丙子刻本），页10-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