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美国亿万富翁詹姆斯. B. 杜克(James B. Duke)斥资4000万美元，设立“杜克基金”（Duke Endowment ）, 资助北卡州“三一学院”（Trinity College）。杜克是虔诚的基督徒，捐赠固然是向上帝表达敬意，但杜克也是生意人，他的捐赠条件就是把“三一学院”更名为杜克大学，一个敬拜上帝的校名在金钱驱动下变成了纪念捐赠者的永久性铭刻。交易的结果是，大学有现金进账，杜克家族有身后留名，资源配置实现了“帕雷多最优”（Pareto Optimality）。

21世纪，在全球化浪潮推动下，“杜克”远渡重洋，落户中国伟大思想家顾炎武的家乡—昆山！当年，杜克家族巨资买动“三一学院”改名换姓，如今中国政府拨地、建房、筑巢引凤，重金买得在中国独家推广“杜克”高等教育品牌的资格。然而，把“杜克”作为中国高等教育机构的品牌，实在是一件极具讽刺意义的事。不妨回顾一下杜克与中国。

在挂名大学之前，杜克是卷烟工业的象征。1881年，杜克创造机器卷烟，发现了一个巨大的市场。杜克看到地图上的中国，得知那是一个有4.3亿人口的国家，不禁兴奋地喊叫起来，“那正是我们要去卖烟的地方！”（中国日报，烟草在中国的历史，2014年1月13日）不久, 卷烟进入上海, 风靡全国。

杜克家族经略中国市场的大本营是英美烟草公司（BAT），代表杜克在中国管理BAT的总经理是他的同乡托马斯（James Augusts Thomas，此人兼中美商业银行副总、杜克大学信托委员会受托人，上海美国学校创建人）。杜克在美国是垄断经营的先驱，通过公司收购、兼并和品牌控制，杜克占有美国80%的卷烟市场。1911年，美国政府根据反托拉斯法, 强行分拆杜克的美国烟草公司（ATC）。然而，BAT在中国实行垄断经营却没有任何法律障碍，中国既没有关税自主权，也没有反垄断法，中国烟草工业更没有实力可以和BAT分庭抗礼。1926年7月25日，纽约时报的长篇报道“美国影响在中国受到威胁”指出，BAT在中国的商业利益是中美邦交的一个负面因素，巨大的商业利益驱动BAT反对中国关税自主，这造成了“公司和冯（玉祥）将军之间的敌对，冯将军禁止他的士兵抽美国香烟。”BAT在中国制造了数千万烟民，赚取了巨额利润，当年资助杜克大学而杜克基金有无疑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中国烟民的捐赠。

1936年8月1日，BAT按照伪满洲国公司法注册了Chi Tung和Robert两家子公司，注册资本分别是5，232万和3,500万伪满洲国元，成为在伪满洲国申请公司登记的第一家外国公司。美国分析家认为，BAT是在用注册公司的方式承认满洲国，以保住它已经占有的当地70%左右的烟草市场。（参见：British-American Tobacco Co. "Recognizes" Manchoukuo（英美烟草公司“承认”满洲国）， Far Eastern Survey （远东观察）, Vol. 5, No. 22 (Nov. 4, 1936), p. 239 （第5卷第22期，1936年11月4日，页239））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BAT在中国的全部财产被日本没收，承认满洲国并没有给它带来好运。

卖香烟和贩毒都是用成瘾性绑架消费者，都是用摧毁消费者健康的方式榨取钱财，都是在赚钱的同时让个人、家庭和整个社会负担本来不会发生的医疗费，尽管前者是合法生意，后者是违法犯罪，两者内在的“恶”都是一样的。杜克是卷烟工业的开创者、卷烟消费全球化的开拓者和垄断经营的始作俑者，他的名字和美国大学结合在一起，本身就是一个资本主义的笑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