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流芳

                                  （一）

  1980年代之前，人们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受到的基本训练之一，就是“站队”。每个人都要经历“站队”考验。有时，“站队”是一种颠覆人伦的选择，如：公开指责亲人、朋友和老师，当面与之切割，用阶级意识消除一切缓和“阶级斗争”的道德障碍。当年的主流政治把“站队”当作“正能量”，美其名曰“划清界限”，这既是一种政治正确的要求，又代表着权威和顺从的关系，贯穿着违抗者“挨整”和顺从者获得奖赏的生存逻辑。

   然而，绝大多数人的文革“站队”，恰恰是莫名其妙地卷入一些遥远的、与自己毫不相干的事，用今天的眼光回望，滑稽搞笑。例如：蒋南翔是不是“走资派”，让清华师生分成了“井冈山”和“四一四”两派；李井泉、刘结挺为好人或坏人，酿成了“反到底”和“八一五”在四川的血战；要不要打倒陈再道，在武汉成为“革命派”和“反革命暴徒”的分界线......。在一个小小的单位形成两派，起因也都是因为书记、厂长是不是“走资派”，“工作组”要不要“认错，走人”。神仙吵架，而远离仙境的凡夫俗子却把神仙之间的纠葛当做自家事操心，为此形成互相对峙的派别，不惜“抛头颅，洒热血”，这是一种什么政治？在文革中，精明而看重实惠的中国人，为什么会走眼错判，“误认他乡是故乡，为他人做嫁衣裳”？

  “站队”是一种“人以群分”的归类。文革分“造反派”和“保守派”，但两派的政见大体一致，都主张“对敌专政”，都高呼“拥护,坚决拥护”、“万岁，万万岁”。除了屈指可数的例外，那个时代有派别，派别之间却鲜有政见分歧。文革是一种近乎完美的政治操控—人们丧失自我意识，“整人”的，打破一切道德障碍；挨整的，遍体鳞伤还在自责——一旦受操控的历史被改写成悲情史诗之后，受操控者可能永远进入一种“但愿长醉不愿醒”的状态，红歌如潮，如醉如痴，就是这种状态。自上而下的操控和自下而上寻求宣泄社会矛盾结合在一起，造成了奇特的文革史：相互对立的政治的派别用相同的术语、语法和声调在进行意识形态的竞争。

   回顾中国政治，“反右”一直是主旋律。1957年“反右”，1959年“反右倾”，1962-65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再次“反右”，文革前夜，中国政治就像一架飞机，循着“反右”轨迹滑行到了快速跑道，没有退路，只有朝更左的方向起飞。文革实际上就是在比赛谁更“左”：谁在“对敌斗争”中下手更狠，谁说话更能“镇得住”，谁能把政治高调拉到最高分贝，分歧只是把谁当做整治重点：是“走资派”，还是“牛鬼蛇神”。“左派”可能在政治斗争中失利而遭受清算，但是，“左”的思潮很少被触动。中共对“四人帮”的批判，不是批判“左”，而是批判“形左实右”。文革之后的两任总书记皆因不够“左”而失势。

  在中国政治中，“左”和“右”的解读是独一无二的：

 ——“左”代表着一种自称能从马克思主义话语系统中找到正当解释的政治路线，它强调：目的正确压倒一切，巩固“专政”本身不言自明地代表着目的和手段的正当性，必须把任何异见窒息在萌芽状态，任何妥协都会导致亡党亡国。“左”的精神资源就是斯大林主义。

——“右”是意识形态上的离经叛道，它是妥协、投降和放弃“基本原则”的另一种说法。“左”和“右”最大的区分在于：“左”能从共产党话语系统找到伦理基础，而“右”做不到。因此，“右”比“左”更容易受到意识形态攻击，“宁左勿右”意味着政治安全，苏联和东欧的巨变反而在中国强化了这一认识。

                                  （二）

    左右之分是一定意识形态的产物，因此，进入另一个意识形态系统，我们会惊讶地发现：那里的左右之分与我们是如此不同。

   在以下列表，五个符号的意思依次如下：

  （1）Δ=保留、怀疑和警惕大于支持；

  （2）○=支持大于保留、怀疑和警惕；

  （3）Δ/=排斥多于理解、容忍；

  （4）○/=理解、容忍多于排斥；

  （5）●=问题不足以引起关注/对派性的影响可忽略不计/尚未成为区分左右的话题。

                          中国、美国左右分界一览表

  在列表中的绝大部分“政治问题”上，中国和美国的左右之分没有交集：在美国引起高度关注的问题，在中国关注不足，反之亦然。对于什么是政治问题，中国人和美国人有较大的认知差别。

  在言论自由、结社自由、人权和正当程序问题上，左右之分在美国不明显；与美国价值取向相似的看法，在中国被认为是右派观点。在自由市场问题上，右派和右派对接、左派和左派接近，这可能因为经济学本身来自西方的缘故。

  在美国，个人政见通过代议制影响政府决策，政治话题多与民生相关，并且都是朝野一致关注的问题，如：纳税、医疗保险、入学、移民、种族扶持....., 纯粹的意识形态话题不易转换为政治话题。在中国，在朝人士不言个人政见，更不会公开政见分歧，所以，当今中国的左派、右派，只是在野人士的一种自我定位或被动地贴上了区分左右标签。传统社会，“书生”和朝廷之间的互动是“议政”，一方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另一方虚心聆听、择善而从，每一方都能从政治伦理中找到自己的身份和本分。如今，“代议制”民主在当代中国遭到拒绝，进言纳谏的沟通渠道又不复存在，于是，政治话题或者集中于“搞”什么和“不搞”什么，“讲”什么和“不讲”什么，“提”什么和“不提”什么的宏观话题，或者转向那些那些目前依然是言论禁区的历史话题，远远没有深入民生问题。

  在美国，许多政治问题都牵涉到既得利益，如：枪控牵涉枪支售卖，全球化名义下的贸易自由、移民牵涉工会和当地工人，外交政策牵涉政客选票，集团诉讼、惩罚性赔偿牵涉律师或大公司，政教分离牵涉教会......。在中国，既得利益都是“只做不说”，“闷声大发财”。由于信息不足，政治讨论多为不涉利益分配的务虚高论。

  与文革时代相比，中国现在已经很少用“站队”表达切割，民众之间也很少因某一官员的升降、去留而引发政治对立，但是，政治讨论仍然是务虚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