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663（康熙二年，宽文三年）到1675年（康熙十四年，延宝三年），围绕中方交付长崎“唐通事”保管的银两的归属，郑氏政权和郑泰遗族在日本长崎奉行（衙门）断断续续地进行了长达十二年的诉讼。郑氏政权向日本当局追讨“勾虏作逆，卖国求荣”的郑泰存留长崎的“贸迁资本”；时已降清的郑泰遗族则手持存银勘合（收银凭条），要求长崎奉行凭单提银。争议久拖不决，负责传达信息的唐通事、长崎奉行历年都能从双方获得巨额馈赠，而江户幕府则观望形势，以判明：“何者符合日本的利益？是交好大清、得罪台湾郑氏，还是相反？”最终，江户幕府裁决：长崎存银三十万七千三十二两三钱四分交还郑泰遗族。然而，此案最具有戏剧性的情节是:代表郑泰遗族前往日本受领存银的龚淳（日文文献称“龚二娘”）在关键时刻杀了一记回马枪，把银子还给了台湾郑氏！                   

  记载此事的中文文献有《海上见闻录》、《闽海纪要》，日文文献有《华夷变态录》、长崎《唐通事会所实录》和《外蕃通书》。浦廉一教授的大作“延平王户官郑泰长崎存银之研究”是博览群书、细大不捐的巅峰之作。然而，浦廉一教授是从日本的视角评判是非得失和解读信息，对日方有太多的褒扬。另一方面，中方资料匮乏，记载粗略，学人对此缺乏认真研究，从而也就没有话语权。                                 

    在薄熙来案，检方表示要追回法国的圣乔治别墅，清晰地表达了中国有关海外主权资产的立场，尽管此事不易，但有决心，有细致分析，有致胜策略，并坚决付诸行动，就有成功的希望。如今，中国有大量海外资产，一旦代理人背叛，如何以最简单、最可靠和最迅速的方法行使控制权，值得研究，就此而言，长崎存银案在今天仍然大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