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一直流行对中国进行道德批判。如今的一个热门话题就是指责中国留学生剽窃, 好像中国学生走到哪里，就把当地本来很好的风气给带坏了[1]。另一些报告则表明，在中国学生到达之前，剽窃在当地早已盛行。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无论在国内或者国外，中国学生对剽窃确实缺乏足够的敏感性，而这主要是教育不足，而不是中国学生普遍的道德水准低下。

进入大学之前，中国学生的写作训练就是命题作文，议论文、记叙文、抒情文等等，各有一套固定范式。命题作文要学生当堂完成，不需事先阅读和研究，甚至没有时间打草稿，只能在考场上一挥而就，高考作文就是如此。在不能接近任何参考文献的情况下，学生如何在两小时内交稿？对策就是回到科举考试的传统智慧：模仿“范文”，熟记在胸，临场“反刍”。用功的学生平时反复背记、模仿“范文”，临场“反刍”有物；不太用功的学生就干脆让家长、枪手代笔，背记或夹带上场。命题作文就把学生推到一种认知困境：在写作的时候，学生分不清哪些是自己的观点、感受和表达，哪些文字来自自己读过的、用以应考的“范文”。这就留下了一个容易产生问题的开端。

在自由状态下，写作是一种乐趣：思考产生观点，观点催生表达愿望，表达愿望驱动写作，于是，作者有言在胸，一吐为快，下笔挥洒自如，一发不可收拾——自由表达是语言保持活力的源泉。但命题作文是写作的“异化”：命题作文是以教师、考官为唯一读者的写作，以获得高分为目的，能否获得高分又取决于命题作文是否迎合读者的审美观，所以命题作文一定是在复制和扩张读者的审美观，而不是在进行自由表达。学生写作的时候，一定会考虑诸如：观点是否“正确”，表达是否合乎风雅，结构是否“规范”。在落笔之前，对于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学生已有一番考量，所以命题作文妨碍学生形成原创观点和自主表达，在缺乏自主表达的情况下，语言是贫乏的。 

在阅读不足、欠缺思考以及思考和表达分离的情况下写作，学生只能无话找话说。在极端情况下，学生带着抵触情绪在写作，例如：有些作文题强迫学生披露个人隐私，像“我的父母”、“我最好的朋友”、“我的老师”等等，而学生并不愿意把他（她）和父母、朋友和老师之间真实的情感经历公诸于众。于是，就借用一些套路式的文字去应付。

命题作文鼓励学生按照一定的套路堆砌文字。学生需要“晒”一些平时熟记在胸的格言、诗词、段子，籍此给文字游戏增添一些花絮。从许多官员的报告中都能看出命题作文的训练：通用“段子”起头（“在……指引下，在……领导下，经过…努力，……取得了辉煌的……），切入“大词”中段(有时候需要创造一些新“提法”，以表示“解放思想”)，添加强化大词的“优美段落”（引用），安装结尾。当套话阻吓原创表达之后，学生常常为“该怎么说话”而困惑，走出困惑之前，只能模仿别人说话。 

进入本科、研究生之后，大学并不提供学位论文写作所需的训练，因此，在学生从命题作文向自主写作转型的过程中，缺少了培训和引领的环节。同时，学生看到教科书、论文里的剽窃俯拾皆是，却很少受到批评，难免潜移默化，起而效尤[2]。

最后，请粉丝、网友原谅我为自己工作了五年的学院写一段广告：2008年以来，中欧法学院连续开设法律文献引用、法律英文写作课程。2012年，法律文献引用、法学论文写作已成为中国法硕士第一年的必修课，专聘全职外教讲授。2013年秋季，将开设法学论文写作的高级课程。